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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日本压迫下的屈辱让步

  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明……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整个讲话稿通篇没有看到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历史耻辱的洗刷,而是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等说辞。正因为此,这篇讲话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一般的公共话语中,一直被视为是国民党对战败的日本采取的“以德报怨”宣言,进而将其视为对战败日本处理政策的基本信念。

  从文本的角度来看,蒋介石在广播讲话中虽未正式提出过对日“以德报怨”的说法,但这篇讲话的主旨被理解为“以德报怨”也并无不当。问题在于不少人总喜欢把战后国民党对日关系中无论是主动采取的宽大还是被迫做出的让步,都归结于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政策内涵,这就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若仔细加以考量,实际上后人附加于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宣示的各个方面诚如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所言,是“层累”地形成的:5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和延续其与日本的官方关系,在与日本的交涉中,多采取屈就的立场,为了掩盖这种妥协的本质,便美其名曰“以德报怨”;到70年代初,当新中国政府与日本邦交正常化推进之际,台湾方面更是反复强调其过去对日本的“以德报怨”,以寻求维系双方关系的道义基础。于是,“以德报怨”的内涵就被层层放大。

  本文之旨趣在于将学界普遍视为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的各种内涵一一加以考量,以期层层剥开后来的历史所附加于“以德报怨”的不实部分,考量“以德报怨”政策之是否存在。

一、迅速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是多种因素作用之结果

  在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在中国战区(东北三省除外)以及台湾、澎湖、越南北部所部署的军队,人数达128万人,再加上日侨,总数在200万以上。此外,在中国东北待遣返的日侨约110万,这样,等待遣返的日本战俘与侨民总数达310余万人。

  日本投降时仍然占领着一大片中国领土,其军力虽衰,但是还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损害,由中国军队前去接收在日军支配下的沦陷区,会不会遇到日军殊死的抗拒,颇存悬念。黄仁宇作为一名军官,道出了当时的情形:“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何况,中国接受他国投降未曾有经验,而素称无敌的日本军队向对方臣服也是第一次,双方都没有可资借鉴的前例可循。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中共将会利用日本投降的机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如何使接受日本投降服务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便成为国民党关注的重点。因此,蒋介石才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的广播讲话中要求中国国民对日人要“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从结果来看,蒋介石的这一目标是基本上达到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在8月18日就决定了向国民政府军投降的方针,为此还通过了《对支处理纲要》,以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名义于20日通令全体官兵遵照。该纲要要求“协助重庆中央政府容易达成统一……”“进一步有助于中央政府充实武力……”依照这个纲要,日军官兵纷纷向国民政府军缴械,拒绝向中共武装力量投降。正是由于日军在投降问题上密切配合了蒋介石的部署,使“主要交通线及重要都市能够确保无恙”,蒋介石对投降的日军才给予了超常的宽大,这完全是一个极其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简单地将其上升到道义层面的“以德报怨”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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