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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烽燧”小考

明代长城“烽火台”

    昔日烽火已散尽   边塞空余狼烟台

  古代“烽燧”小考

     于海民

“烽火”作为一种防卫报警形式,是中国古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军事设施。时至世界军事通讯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烽火”、“烽燧”、“狼烟”等词汇仍不陌生。

由于古代历朝中央政权均面临着外族的威胁,举烽火为号以备战事,便成为边境防卫的必备手段。吉林地区经多年的考古调查发现,永吉、桦甸、磐石等地,现存辽代所建烽燧遗址多处,选址多为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要路附近,或沿路或沿河。烽燧多设置于山岭中视野开阔、易于观察的山丘或漫岗上。据《辽史·圣宗纪》中载:“太平六年(1026年)二月乙酉,以迷离已同知枢密院,黄翩为兵马都部署,达骨只副之,赫石为都监。引军城混同江(今松花江)、疏木河(拉林河)之间。黄龙府(农安)请建堡障三、烽台十,诏以农隙筑之。”据此分析,吉林地区舒兰境内的“敖花”、“敖花东山头”烽火台(百姓俗称墩台),应是黄龙府黄翩所请建的“烽台十”中的两个,目的主要是警戒和防御生女真的侵扰。完颜氏灭辽后,吉林地区境内的烽燧多为金代所沿用。

有关烽火报警的记载,最早始见于《墨子·号令》:“出候无过十里,居高便所树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文中所言的“候”,原为“候望”之意,后引申为古代军中的侦察士卒。“候”又有“斥候”与“烽候”之分,前者承担游动侦察任务,后者负责固定观察。“烽候”的观察处所,后来也被称做“烽候”(堠)。南朝梁徐敬业《古意酬长史溉登琅邪城》“甘泉警烽候,上岩拒楼兰”,即指此意。

“昼则举烽,夜则举火”是中国古代战争中的两种报警方式。由于人们的视觉对昼与夜中事物辨别力的差异,因此,对烽火昼与夜施放的要求自然有了区别。最初是昼“树表”,观之以告警,后随着战争频繁地发生,烽火建筑亦不断完善,根据昼可见烟,夜可易观火的实际情况,由此产生了“烽举燧燔”。《史记·索隐》引事昭注云:“烽,束草置之长木端,如挈皋,见敌则烧举之。燧积薪,有难则焚之。烽主昼,燧主夜。”由此可见,烽与燧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至于“烽燧”连读,则不过是烽火设置处所的总称而已,即所谓的“烽堠”。

“夜则举火”可“积薪”,而“昼则举燧”则需有特殊的要求。宋陆佃《堆雅》中载:“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上而聚,虽风吹不钭。”从而取代了最初的“束草置长木端”。因此亦有人将“烽燧”冠以“狼烟堡”、“狼烟台”等别名。从唐温庭筠《遐水谣》:“狼烟堡上霜漫漫,枯叶号风天地干”诗句中,可见“狼烟”一名的传流情况。

历来诠释“烽燧”,观点各有分歧。一说昼举烟为“烽”,夜举火为“燧”,一说则与之相悖。《辞源》解为“烽主昼,燧主夜”,而《辞海》则释为“昼燔燧,夜举烽”,各有所据,各执一词。无论孰是孰非,“烽火”作为古代战争中的一种军事防设施,其用途是不言而喻的。“烽燧”的存在是有历史时代背景的,主要功用在于防卫,一旦敌方的威胁不存在,“烽燧”的设置就显得多余了。东汉时期,由于“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国皆来顺服,高乃去烽燧”(《后汉书·种高传》)。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玄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之女率众来降,最后取得了胜利。从此“边柝自此静,亭候无烟尘”了。(康熙《凯旋言怀》诗)

“烽火”(烽燧)原本是古代战争的产物,因此,又多被历史文人用来指代战争。如大诗人杜甫《春望》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烽火”即指当时的战乱;素有“吉林三杰”之称的成多禄,也有《乌拉怀古》:“狼烽已靖孤城在,乌拉犹存四部名”,其中“狼烽”,亦指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亲征乌拉部的那一场战争。

昔日烽火已散尽,边塞空余狼烟台。随着历史的推移与变迁,“烽燧”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每当人们亲身登临历经沧桑的烽火台,怀古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仿佛置身于狼烟滚滚、战马长啸、战鼓雷鸣的古战场之中,留给今人以不尽的遐想……

                    此文曾经发表于《江城日报》2001年5月25日  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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